spring 文 | 陆波
来源丨《善行天下：一个公益经理人的跨国札记》
中国社会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
*本文为2011年5月22日提交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三部门与公共治理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将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基金会划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简称公募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简称非公募基金会）。
该条例突破了长期以来只有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才能设立基金会的制度屏障，为企业和企业家从事公益事业开辟了一个新路径、新选择。在条例实施后的五年里，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快速增长--2005年为202家，2006年342家，2007年443家，2008年643家，2009年846家，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公募基金会。到2010年底，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与公募基金会在数量上已经不相上下。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主力军是企业基金会。那么，企业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与其它从事公益慈善的方式相比，设立非公募基金会对企业到底有何益处？笔者试作粗浅分析如下:
一、实现制度捐赠
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是现代慈善事业的重要特征。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老牌基金会，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发展，尽管其创办者早已不在人世，基金会却依然按照既定的宗旨持续运行、造福社会。正是由于财富拥有者当年颇具远见地设立了永续性、纪念性的基金会，才可以超越创办人自身的生命周期，持续致力于某种慈善目的。例如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自从小洛克菲勒担任第一任会长以来，现任会长是其第五代后人，但是基金会的名称、宗旨一如既往，而规模和声望早已超越当年。
南都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5月，原始基金为一亿元人民币，来源于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此外公司每年要给基金会再继续捐赠不少于一千万元人民币。北京万通集团在2007年决定设立万通公益基金会之时，即通过决议--旗下两家公司万通地产和万通实业分别按照上一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0.5%和1%的比例在本年度计提，从而实现了制度性捐赠。
正如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所言：“以非公募基金会组织形式从事公益事业，完成了企业捐助的质的飞跃。企业从被动的、临时的、随意的、以突发事件为主的捐助走向主动的、长期的、独立的、系统性的、有规划的捐助，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型形式。”
二、自主确立方向
宗旨和使命是非公募基金会的灵魂所在。非公募基金会的创办者可以基于自身对中国现实的判断，自主地确定基金会的宗旨和使命，继而自主地确定资助方向和公益项目。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政府公共职能的不足，使慈善资源更多地流向政府系统所未能覆盖的区域和领域；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地体现基金会创始者的公益理念、社会理想和价值取向。
近年来成立的多家非公募基金会均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如：南都公益基金会的使命是支持民间公益，万通公益基金会致力于推进国内生态社区的建设，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致力于促进西部农村教育及社区发展，华民慈善基金会关注大学生就业和养老服务，SOHO中国基金会的首要使命和工作重心是推动少年儿童的美德教育。
三、整合跨界资源
解决社会发展问题通常需要整合政府、企业、学术机构、社会组织、国际机构等资源协作完成。非公募基金会在项目管理的过程中，有条件引入并整合不同领域的资源、开展多方合作。非公募基金会具备整合跨界资源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特的开放性。
在新公民学校的可行性研究中，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麦肯锡公司、公益咨询机构NPP、中央教育科研所、北京大兴行知学校等机构，组成了“新公民学校”项目研究小组，共同研究通过公益捐助建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方案。
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在西藏阿里地区开展赤脚医生工程项目时，面对当地气候恶劣、交通困难、通讯设施不足以及地域宽广、人口分散等困难，基金会与当地政府和部队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采取了军地民三方共建（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阿里地区卫生局、各县卫生局、阿里地区军分区）的项目操作模式。
四、集中体现成效
企业设立非公募基金会之后，可以巧妙地规避“被捐赠”式的人为困扰，可以有效地避免“撒芝麻”式的捐赠行为。由于持续聚焦、力量集中，因而积少成多，项目成效容易得到体现。
国内第一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通过“爱佑童心”项目救助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该项目自2006年8月正式立项实施，到目前为止已经资助了超过7000名贫困家庭的患儿接受手术治疗，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项目。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通过建造名为“梦想中心”的互动教室，力图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素质教育质量低下的问题。真爱梦想初定的目标是在5年内成功复制100间梦想中心。到2009年年底已有51间梦想中心在全国各地建成并投入使用，受益学生超过40000名，惠及教师2400多人。2010年计划新建梦想中心130间，预计2015年总数将达到1000间。
五、推动社会创新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急需更多社会创新模式满足这方面的需求。而非公募基金会是“社会创新的发动机”（徐永光语），他们会观察、界定政府或大众所忽略或轻视的社会问题，并施以具体的倡导行动，籍此深刻地影响社会变化。由于具备一定的筹集社会资源的能力，非公募基金会可以通过项目来建立一种渠道或机制，以创新的模式解决社会问题。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通过资助民间组织，在北京和天津两地开展生态社区试点项目。社会资源通过万通公益基金会注入到了民间组织，再进入城市社区，最后在社区生态项目上得以体现。此举不仅提升了民间组织的项目管理能力和组织运作能力，而且强化了非公募基金会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共生关系，还为生态文明如何在社区层面落实进行了有益探索。
在政府和市场有效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均告失灵的背景下，南都公益基金会设计开发了“新公民计划”。该计划试图以民办公助的建校理念实现政府资源、市场资源、社会资源的相互融合，共同推动农民工子女教育环境的改善。与此同时，新公民计划能够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有质量的公平教育，从而促进农民工子女更好地融入社会。
六、吸纳后续资金
捐赠收入和投资收益是非公募基金会最主要的两项收入。企业成立非公募基金会之后，一方面可以吸纳其它具有相同公益理念的机构或个人的捐赠，另一方面可以将部分资金进行投资运作，从而实现“滚雪球”效应，达到永续发展。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前身是成立于2004年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其宗旨是以阿拉善地区为起点，通过社区综合发展的方式解决荒漠化问题，同时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推动企业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建设。正是在这一宏大而又具体的使命的感召下，参与该协会的企业家越来越多，经过6年的发展，会员从最初的80人增至现在的150人，其中还出现了80后。由于每位会员（即捐赠人）需要承诺每年捐赠10万元人民币，因此该基金会的收入源源不断，财务状况一直很好。
在投资运作方面最成功也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的福特基金会。亨利•福特的长子埃兹尔•福特1936年在底特律注册成立该基金会，当时的捐资额仅为25万美元。七十多年来，它通过资产组合实现增值，总资产猛增到现在的130多亿美元（含1956年的售股所得及其它收入）。
2007年成立的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建立了类似基金会信托的北京友成资产管理公司，负责管理基金会近7000万元人民币的资产。这种投资管理模式作为设立投资部门的进一步延伸，正处于探索阶段。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中国目前的税收政策，基金会的营利性收入须统一按25%计征所得税。
七、吸引专业人才
做专业的事需要专业的人。仍以福特基金会为例，现任总裁苏珊•贝里斯福特(Susan Berresford)掌控着130多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和大大小小上千个项目，管理着美国总部及12个海外办事处的554名员工，其工作难度和压力不亚于任何一家世界500强公司的总裁。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不仅需要苏珊•贝里斯福特这样运筹帷幄的帅才，也需要在策划、营销、财务、公关、项目执行、对外投资、风险评估、非政府组织管理等方面有一技之长的将才。据了解，美国私人基金会普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薪为3.5万美元，高级管理人员的平均年薪为16万美元,这个水平接近于当地营利性公司的薪资标准。
长期以来，囿于体制和观念的束缚，中国的公募基金会难以吸引优秀的专业人才加盟。而非公募基金会则有条件以现代的人力管理机制、市场水平的薪酬待遇，为专业人才提供职业吸引力。南都公益基金会成立伊始，就推出了“中层项目总监月薪一万”的工资标准，引来英国硕士、北大EMBA、香港社会福利博士纷纷加盟。
可以预期，大批专业人才的加入，不仅可以加快非公募基金会自身的发展，还将向原有的公募基金会发起挑战和竞争，在基金会中形成优胜劣汰的局面，进而促进公益慈善行业的整体发展。
八、提升品牌形象
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日益显现，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也不断高涨。当企业的知名度、市场占有率提高后，公众对企业的要求不止于提供产品与服务，而是希望企业在公益事业和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更好地履行义务。与此同时，企业也在积极思考自身的公益战略，努力寻求最为有效的途径。
在公司的品牌形象方面，广告宣传只能建立知名度，产品质量可以打造美誉度，而长期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则能形成信赖度。目前尚无具体的研究数据表明，企业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和美化公司的品牌形象，但是福特基金会对于福特公司品牌形象的正效应却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企业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初衷并非为了做广告、卖产品，但是若能形成企业与基金会平行发展、遥相呼应的局面并持之以恒，基金会完全可以为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
结语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设立非公募基金会是企业及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公益理想的优选途径。可以预期，未来10到20年，中国的非公募基金
会将持续快速增长，在建设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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