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 石建勋：2018年底就已提出的“新基建”，今年为何突然火起来
石建勋：2018年底就已提出的“新基建”，今年为何突然火起来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近日，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教授石建勋在《解放日报》客户端上观新闻发表文章，围绕大热词“新基建”进行分析和解读，以下为刊发原文。
最近“新基建”一词很火，从高层会议的多次部署，到资本市场的资金热捧，“新基建”已经成为舆论场的一大热词。这个概念从何而来？新基建究竟“新”在哪里？对企业影响如何？对中国发展有何意义？许多人都在追问。今天的演讲，我就围绕上述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个人的思考。
新基建“新”在哪里？
所谓“新基建”，它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简称。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新基建”的提法由此产生。此后，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而 2020年初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可以说，从一开始，“新基建”这一概念便与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紧密相连。
那么，“新基建”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今年4月20日召开的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首次作出了明确界定。“新基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在我看来，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新”在三个方面：
一是建设内涵新。“老基建”指的是机场、铁路、公路交通、邮电、供水供电等传统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短期刺激作用明显，但是投资回报相对慢一些。而“新基建”与高新技术发展紧密相连，是发展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创造与满足新需求的重要保障。
二是投资方式新。“新基建”涉及的领域技术性强、专业性强，需要政府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引导“专业人做专业事”。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投资主体更加市场化，像华为、阿里、腾讯等头部企业都是“新基建”的深度参与者。与之相匹配，社会资金的比例也会更高，在推进“新基建”过程中，更加注重探索投融资机制创新，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参与的积极性。
三是发展内涵新。“新基建”不是“强刺激”。经过多年发展，传统基建的边际效用和收益递减。而“新基建”以技术创新为底色，既可短期创造就业和增长，也可促进结构转型升级，带动经济的中长期健康发展。加大在新型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体现创新发展的理念，不仅可以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发展，还关系到长远发展。
“新基建”并非替代“老基建”
“新基建”是2018年底提出来的，但在今年进入了“加速道”。我粗略作了一个统计，从2月3日到3月4日，短短30天时间内，仅中央层面就至少5次部署与“新基建”相关的任务，平均不到一周就谈一次。这样的频率和密度前所未有，这是为什么？
从战略角度来说，国家将科技创新要素为主的信息基础设施纳入新基建，具有鲜明的导向和指向，是贯彻落实创新发展理念，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具体部署，体现了国家对科技创新的充分信任和殷切期待。科技强国必须要有“杀手锏”，随着创新基础设施的布局，不少领域将出现“国之重器”，在科技强国的征途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新基建”与现实需求高度吻合，某些领域的科技创新不断步入“深水区”，对于创新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基建”三个方面建设都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科技特征和科技导向，尤其是将创新基础设施明确列入范围，更是凸显了科技创新在“新基建”中的特殊使命和重要地位。
从现实情况来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以投资“铁公机”为主的传统基建要继续发力，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新基建”则承担新使命，二者有机结合，将激发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
“新基建”是中国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经济发展中最活跃、最具有生产力要素优化和潜力提升的新引擎，“新基建”将创造大量新的市场需求和新的岗位。从投资角度看，“新基建”将比“老基建”有更大的成长空间、更多的机会。以5G行业为例，根据2019年12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20中国5G经济报告》，我国5G产业每投入1个单位将带动6个单位的经济产出。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5G正成为各领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而5G也被认为是“新基建”领域投资的重要发力点。5G作为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新型基础设施，不仅在助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方面作用突出，同时，在稳投资、促消费、助升级、培植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潜力巨大。
更关键的是，“新基建”是面向未来的、具有前瞻性的布局。这一布局将为国家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也必将促进和加快数字中国的发展。当前，数字经济正在进化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智能经济新阶段，与之相适应的新基础设施同样需要国家牵头来投资、建设和协同。数字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新基建”是数字经济的基础保障。“新基建”对国民经济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能在短期内助力“六稳”和“六保”，从长远发展来看，更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而数字经济基础建设的水平，决定了中国在新一波技术红利的全球格局中，能否占据到更有利的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中不少人陷入一种认识误区，认为“新基建”将逐步代替“老基建”。事实上，“新基建”和“老基建”并不是相互代替的关系，更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互为条件和支撑的。从国家基建总体发展的大局看，需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等“老基建”托底复苏，也需要以“新基建”为主要推手，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政策层可能将通过“老基建复苏、新基建加力”的双轮驱动方式，推动经济复苏和转型升级。从具体建设项目的需求来看，“老基建”需要“新基建”为其注入新内涵、新活力和新的应用场景，“新基建”则需要“老基建”的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队伍的支撑和广泛参与。
新基建对不同的企业意味着什么？
以上，我主要从宏观层面对“新基建”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分析。也许有人会问，“新基建”对于企业意味着什么？
我前面说过，“新基建”之所以在今年突然火起来，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这个时间节点有关。应该看到，此次疫情给社会运转和企业发展带来影响，与此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机遇。云办公、云课堂、云视频、云带货、云游戏、云试衣等需求和创新层出不穷，云服务概念深入人心，互联网产业涌现众多“新常态”， 让人们看到云计算和AR、VR等技术赋予终端更强大的生命力。
短期来看，疫情催化出的“新常态”需求让部分互联网行业用户量激增、渗透率提升，而习惯的养成具有不可逆的特性，有助于促进行业进一步发展。长期来看，这些短暂爆发的创新和应用，并不会随着疫情趋缓、人们复工复产而消逝，而是在以云、AI、5G为代表的“新基建”的驱使下，又有了新的动力和可能。在这背后，整个产业正经历从流量驱动进入技术驱动时代。对于不同企业而言，“新基建”有着不同的意味。
显而易见，百度、阿里和腾讯等互联网前沿科技企业，是“新基建”关键的建设者和受益者，也是新经济的引领者。一方面，前沿科技企业掌握了建设“新基建”设施的关键技术、产品和平台，另一方面，前沿科技企业同时也是“新基建”主要的用户，更加清楚新型基础设施的需求，可以将“新基建”的应用场景和需求更紧密地结合，通过迭代方式提升新型基础设施的能力，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和覆盖人群，领跑新经济。可以预见，“数字化”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未来，智能制造、物联网、自动驾驶、人工智能、智慧医疗等方面的应用，必然带来云消费、云办公、云会议和在线娱乐等，如果能借助“新基建”所带来的增长新动能，前沿科技企业将会在满足人民数字生活的美好需要中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会。
“新基建”给广大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也带来无限机会。“新基建”将会极大降低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创业的门槛和技术难度，可以在短时间内激发大量的创新和就业机会。“新基建”包括十分重要的“软平台”应用场景的拓展。电商平台、移动支付、直播卖货、快递物流等基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起来的新业态已经成为与“硬设施”相伴相生的“软平台”，共同支撑新经济的发展，成为“新基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中小科技企业来讲，“新基建”需要用到一些基础元器件或基础设施，中小企业可以提供配套，也可以参加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另外，更重要的是，“硬设施”和“软平台”在进一步降低商业成本的同时，为广大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提供了广阔空间。
“新基建”对于传统制造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有助于加快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处理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传统制造业的应用技术场景革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是制造技术升级和新型业务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制造业企业借助“新基建”，可吸收数字化时代赋予的科技力量，充分释放产业互联网的连接、融合、共享价值，在推进企业转型的同时助推行业转型，顺应新时代发展步伐。制造业企业通过工业全要素、全价值链和全产业链的连接、解耦和重构，实现对企业成本、质量、效益的优化和新技术、新产品、商业新模式的培育，提高精细化运营和精益化管理水平，做好与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合的远期布局，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
“新基建”不能走“老基建”之路
“新基建”总体上是一个新事物，在推进过程中，我们还面临不少弱项和短板。
从新基建领域的国际比较来看，目前我国在网络建设方面全球领先，包括宽带基础和5G发展。但我国在数据中心建设、AI人才储备、开源社区等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比如：人工智能产业链条初步形成，但在底层算法、开源框架上基础比较薄弱；作为传统制造业转型的铺路石，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用到的智能装备、高端工业软件大多数依赖进口；我国有较强的数据中心部署能力，但“缺芯少魂”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随时可能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同时，重大技术原创性不足、标准制定话语权不够、研发应用与市场脱节等技术创新瓶颈，也逐渐暴露。我国目前几乎没有重大原创的移动互联技术，手机和计算机终端的核心元器件和操作程序大多依赖于国外。移动互联网领域一直存在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科学的倾向，导致技术创新后劲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因此，在“新基建”投资中，必须避免撒胡椒面式地平均用力、四处散花，应集全国之力，加快突破关键技术瓶颈，不能把支撑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基建”建在依赖国外技术基础的沙滩上。筑牢“地基”，“新基建”才能更好释放创新红利，促进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发展。在前沿技术领域以及核心芯片、核心基础软件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新基建”才能行稳致远，发挥更大效能。这是保持数字经济先发优势，并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必由之路。
在规划、建设、应用好“新基建”的同时，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对软硬件、底层平台等“新基建”关键核心技术的科研攻关。要从政策导向上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增大基础研究，应重点培育拥有“创造改变世界场景”能力的高成长性潜力企业，通过联合创新、外部资源对接等方式，帮助企业加速技术和模式的创新，加快突破“新基建”最底层的基础技术、核心技术，要以价值重构为主线，坚持技术支撑和业务落地双轮驱动，实现技术和业务双向迭代。要持续不断地抓好“新基建”人才的吸引和培养，吸引全球创新人才积聚，实现人才集聚的“洼地效应”，使产业和人才形成互动，最终提升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发力“新基建”，要更加注重探索投融资机制创新，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参与的积极性。规划“新基建”项目，必须要尊重经济规律，遵循“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鼓励不同主体运用市场机制，灵活性地开展多种形式合作，探索团队融合、产品融合、文化融合，在经营机制上进行创新探索，为“新基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新基建”在发展过程中不能走“老基建”之路，要避免一哄而上，要考虑市场需求和本地发展实际，同时，还要根据财力和债务的承受情况循序渐进推进，避免形成新的地方债风险。
正如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淘宝、京东主导的电商时代；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微信、滴滴等主导的社交和共享经济时代；4G网络的普及，带来了无线宽带应用时代；随着“新基建”成为现实，“新基建”的“网络效应”会带来指数型的增长，带来大量目前无法预知的高成长的新业态，中国经济“全面在线”时代正加速到来。
原文刊发：上观新闻2020-05-10
教 授 简 介
石 建 勋
同济经管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副院长，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
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高校智库内涵建设项目首席专家；
《人民日报》海外版特约评论员。
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多项课题，发表多篇高质量论文200余篇、专著和教材18部，研究撰写决策咨询报告60余篇，有关对策建议已在实践中应用。成果获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智库索引最佳研究报告特等奖、中国智库创新人才“先锋人物”奖、中宣部授予2019年度“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等。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政治经济学、企业并购与资产重组、资本市场与投融资战略、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公共经济学、创新与创业管理等。
